教育评论:大学新生“弃学”,教育部门应“补缺”

武汉大学今年录取的2010级本科新生中，有63人未办理入学手续。校方与学生联系后得知，除了未说明原因者外，出国、因专业不对口而复读及担心就业，都是新生弃学的重要原因。有人说“弃学”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，但也有人指出它给社会带来了一些麻烦和损失，尤其是让其他人补充不进来，是一种不公。（《人民日报》10月20日）

不可否认，中国的高考招生，从规模小、指标少、考生选择余地小，到规模大、指标多、考生选择余地大，从过去的二、三流大学和专科新生“弃学”，到国内重点大学的王牌专业新生“弃学”，这的确标志着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大学和社会应当充分尊重新生的教育选择权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但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，事关全社会和全体考生的利益，而不仅仅是部分“高分”考生的权利，因此，为了大限度地实现高考招生的公平，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研究制定相关措施，及时对“弃学”现象进行补救。

一方面，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大学录取比例日益提高，催生了考生在高考录取中的“议价”意识和能力；另一方面，大学生源的逐年减少，也进一步使高考招生逐步由“供方市场”过渡到“需方市场”，给考生更大的选择余地。

可以预见，随着录取率的进一步提高和选择空间的增大，大学新生“弃学”的现象，会越来越普遍，并逐步向重点高校扩展。事实上，近年来许多省份在录取过程中，已经出现大量二三批次学校普遍报考不足、生源缺额较大，终依靠调剂录取才能勉强录满的现象。

新生“弃学”是学生行使教育选择权的具体表现。虽然这种行为影响了高校招生计划的实现和高考招生制度的严肃，浪费了高等教育资源，却没有足够的法理依据对其实施处罚。但是，新生“弃学”有一个严重后果，即由于他们的“弃学”，实际影响了其后各个录取批次考生的录取结果，无形中剥夺了他人被录取到更好学校的机会，也增加了落榜考生的数量。

在笔者看来，高考中的填报志愿制度设计不够严密合理，是新生“弃学”的主要原因。从法律层面考量，考生填报志愿，应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“要约邀请”而不是“要约”；录取通知书则是录取高校的“新要约”而不是“承诺”，这就要求考生对学校的“新要约”进行“承诺”，才能达成终的教育和受教育协议，也才能充分体现考生的意愿，维护教育关系的稳定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我国高考录取制度的程序设计中，至少应该增加考生的“正式承诺”程序和期限。当考生不予“承诺”时，及时让后面的考生“补缺”，终减少落榜人数，这样既不会浪费学校招生指标，也不会影响后面考生的录取机会，能够大限度地保护各方利益，可谓一举多得。